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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赵刚的思绪飘回了延安。

    他是1937年去的延安，在燕大跟黄部长组织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就走了，从北平到西安，从西安到延安，路上走了两个月。

    那时候延安的条件苦啊，住窑洞，吃黑豆，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。

    可人心是热的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听报告，学理论，讨论到半夜也不觉得累。

    后来整风运动开始了。他不是当事人，但他在抗大学习，看得见。

    他难受，不是一般的难受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寒气，怎么都压不住。

    他向来是个理想主义者，觉得革命就应该干干净净的，同志之间就应该坦诚相待。

    刘国清端着搪瓷缸子，喝了一口酒，辣得他眯了眯眼。

    他看着赵刚那张铁青的脸，心里叹了口气。学长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刚。

    刚则易折，这个道理他讲了多少遍，赵刚听不进去。不是听不懂，是不想听。

    他觉得对的就要坚持，觉得错的就要反对，不分场合，不看时机。

    “学长，那些事过去了。现在说，没意思。”刘国清把缸子放下，拿起桌上的烟，递了一根给赵刚，自己也点上一根，“咱们说点有用的。”

    赵刚接过烟，叼在嘴里，没点。他看着刘国清，等着他说。

    刘国清吸了口烟，慢慢吐出来。烟雾在两人之间散开，他的脸在烟雾后面有些模糊。他在想，有些话他不说，没人会说。

    赵刚是搞政工的，看问题的角度跟他不一样。

    李云龙是带兵的，想问题的深度跟他也不一样。

    他得把话说到点子上，让这两个人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。

    “你们只怕是不知道，旅长在延安学习的时候，我去接他，在延安住了几天。”刘国清弹了弹烟灰，语气不咸不淡，像是在讲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，“那时候就对旅长发难了。”

    李云龙正端着缸子喝酒，听到这话，手顿了一下，把缸子放下，眼睛眯起来。

    他这人，听到“k同志”三个字，就跟闻到火药味似的，浑身不自在。

    赵刚倒是没什么反应，把烟点上了，吸了一口，等着刘国清往下说。

    “看似开玩笑，实际上若是旅长回答得不够圆滑，那次他指定不能顺利回到太行山。”刘国清把烟叼在嘴里，眯着眼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

    “旅长这人你们知道，说话向来调皮，但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。那次他留了个心眼，没接那个话茬，打了个哈哈过去了。”

    赵刚的眉头皱起来。

    他是在延安待过的人，知道那地方说话的分寸有多重要。

    一句话说不对，轻则挨批评，重则丢脑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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